20年新聞大事回顧

由「不作為」到「有為」中央對港態度03年成分水嶺

2017*06-02
香港回歸了二十年,港人對中央的信任、對一國兩制的信心,在回歸初段穩步上揚,直到○三年《基本法》二十三條立法引發五十萬人大遊行,建制、泛民都視之為分水嶺,促使中央由「不作為」變「適度有為」,逐步介入香港事務。

然而,港人對中央及一國兩制的信心,在○三年後再度拾級而上,在○七、○八年更達至頂峰,逾半人表示信任中央,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更突破七成。可是近年政治運動不絕,佔領運動與旺角騷亂等令關係跌至冰點,至近日漸見緩和。

記者 :林寶怡

談起回歸早年,建制、泛民陣營都指中央盡量不介入香港事務,當年港澳辦的角色,是作為香港的「守門員」,即阻止內地各省巿及部委介入香港事務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,在回歸初期,中央採取較忍讓的態度,「不論是官員、學者、專家都盡量少就香港問題談論,費事被你說干預香港。」

他特別以○一年的莊豐源案為例,指中央即使不同意判決,人大亦未有釋法,「人大法工委只表示不同意終審法院的裁決,但無做任何跟進行動」。

北京察覺港環境複雜

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亦憶述,九七回歸之初,街坊會、基層地區組織邀請中聯辦剪綵,中聯辦都會拒絕,「當時他們是如履薄冰,避免瓜田李下之嫌。」這種「不作為」的情況在○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劃上句號。

當年負責推銷二十三條、時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,二十三條立法失敗對中央而言是分水嶺,中央察覺香港的環境遠較想像中複雜,而特區政府亦低估了社會的牴觸情緒,「當時的怨氣不止因為二十三條立法,的而且確因沙士,亦因為經濟通縮、房價大跌、負資產,都有唔好彩的因素」。

劉兆佳則認為,中央早已察悉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有別中央,惟二十三條立法一役後,才真正意識到危機所在。他解釋,事件反映港人拒履行對國家安全的責任,對中央抱持牴觸情緒,反對勢力逐漸壯大,最佳例子是○三年底的區議會選舉,「建制派大敗,扎根多年的民建聯議員紛紛落馬」。

中央推惠港政策 信任上升

特區政府最終擱置二十三條立法,被視為民意的勝利,但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不諱言,中央對港政策此後出現大變,開始插手干預香港事務,「中聯辦編制增加,(中聯辦前研究部部長)曹二寶提第二管治梯隊,中聯辦官員又出來批評教育制度,說我們不做國教,又說法官要同行政機關合作……。」

不過劉兆佳形容,中央對港態度的轉變是「漸變式」,由不干預到有所作為,從經濟手段延伸至政治手段。他表示,二十三條一役後,中央成立「港澳工作協調小組」,顯示中央憂慮香港情況,但當時中央仍希望用經濟手段緩和政治局面,因此推出一連串惠港政策,包括CEPA、自由行等,並如中央所期收效,「有一段時間港人對中央的信任不斷上升,甚至有段時間對中央的信任高於對特區政府,所以那時曾蔭權都同我們講,有些『唔忿氣』」。

佔領運動後 兩制信心達新低

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及對中央的信任程度,在○七、○八年達至巔峰,分別錄得逾七成及過半數人表示有信心及信任。但好景不常,兩地關係之後每況愈下,劉兆佳指中央未曾預想局勢會逆轉,人心不但沒有回歸,反而出現背離,並在特首梁振英上台後進一步激化,隨後的佔領運動,更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至新低。

何俊仁直指,梁振英於一五年在《施政報告》點名批評《學苑》,刺激了年輕人的港獨思潮。葉劉淑儀亦說梁不了解香港社會,掌握不了真正的民情。

劉兆佳表示,當中央察覺香港情況「愈來愈不對路」,開始運用政治手段,「內地研究港澳問題的機構九七之後紛紛裁撤,到紛紛建立返出來,大量培訓港澳研究人才,不斷由領導人、內地官員、專家、學者發言開始批評反對派,甚至建制派及特區政府,提醒中央對重大問題的立場。」他指,不論是一四年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、八三一決定,還是就宣誓風波為《基本法》第一百○四條釋法,都是中央展現強硬立場的行動。

吹和風 關係現曙光

不過,中央去年向泛民發還回鄉證,梁振英亦在去年底突宣布不連任,雙方關係似現曙光,但何俊仁對「吹和風」之說有保留,認為中央對重大政策仍是一錘定音,決策於千里之外,然後就不動如山。

葉劉淑儀則指,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失望之處,中央何嘗沒有感到挫折,「譬如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無法子通過,國民教育又遇到反對,推動普選又觸發史無前例佔中,可見都是有些挫折」。她說一國兩制是政治折衷,雙方都要有易位思維,互諒互讓,才可確保繼續成功,「香港推動一國兩制太緬懷過去,成日想保持不變,忘記了世界在變」。

展望未來,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相信一國兩制仍可走下去,因為中央仍看到香港的獨特優勢。